武乡县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——九一八：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。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，继而以武力侵占东北。

九·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。九·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，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。

14年浴血奋战，3500万同胞伤亡，我们终于迎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但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承受了多少痛与苦，燃烧的血火，喷射的枪弹，曾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，历史永不能忘。

九一八之警醒

1931年6月25日清晨，在兴安岭、索伦山一带，中国军队发现4个形迹可疑的人。他们自称是游客，但穿着打扮一点儿不像游客，随身带着寒暑表、指北针、测绘仪器、军用地图，还有一把手枪，游客当然用不着这许多东西。

这伙人的笔记更令人瞠目结舌，上面记录了附近地区的雨量、气候、村落、居民、土质、水井，以及最重要的，当地驻了多少军队。在铁的事实面前，这伙人不得不交代罪行。领头的叫中村震太郎，是日本关东军陆军大尉，专门做情报工作。此次行动的目的，就是搜集这一地区的军事情报，同时接触当地有权势的人，希望他们策应日本的军事行动。

中村震太郎伪装成地质学家，带上助手，又找了一个翻译和一个向导，就这么出发了。前20天的旅程，他们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不料在这里碰上警觉的哨兵，暴露了行踪。

当地军队按国际公约处死了这伙间谍，日本当局立即向中国进行了武力威胁。不久之后，日军悍然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，他们用了短短四个月，就完全侵占了中国东北！

“中村事件”绝不是孤立的个案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为了刺探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情报，日本军方不仅派出中村震太郎这样的专业间谍，还有许多业余间谍帮他们搜集情报。他们深入中国腹地，记录情报之细致令人惊叹，哪条路过城方便、哪里的水不能喝、哪个村可能有地方武装，一清二楚。

1925年，岛崎役治去了呼伦贝尔。他对呼伦湖印象很深，说呼伦湖如海洋一般宽广。这座大湖东西横跨4英里至5英里，南北延伸15英里，是当地重要的渔场，年产值80万元。岛崎役治特别说到，呼伦湖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共同经营，日本人却拿不到许可。他认为，日本人对此“有必要和余地进行考量”！

配合文字记录，岛崎役治还拍摄了不少照片。他的真实意愿不言自明，日本人也要在这里经营实业，至少要分一杯羹。

1926年，岛崎役治从汉口出发，去了洞庭湖及周边地区，写成《湖南纪行》。他记录到，岳州人口有6万，位于湖南北部咽喉之地，是四通八达的地理要冲。岳州府城周围3英里有城墙，东西南北各一个城门。此地有上好的桐油、牛皮、麻以及牛油，出口到海外。另外，著名的岳阳楼附近停着两艘中国军舰。

离开洞庭湖，岛崎役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，在三峡一带搜集情报。他来到万县，说万县地理位置之重要，重庆到成都走陆路要经过万县，宜昌到重庆走水路要经过万县。附近江面大约160米宽，涨水期江流湍急，船只出入有一定危险。

进到成都，岛崎役治特别留意当地的军队。士兵们穿木棉绒衣服，脚上是草鞋。草堂寺、孔子庙都是兵营，门前有哨兵，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去的。

1927年，日本首相在“田中奏折”中提出：“满蒙农矿森林等物之丰，当世无其匹敌。我国欲开拓其富源，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。”这便是日本间谍们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动力，也是我们必须永远铭记的教训。

早在1928年，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一本叫《日本论》的小册子，作者明确警醒当时当日的中国人：“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，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？分门别类的，有几千种……‘中国’这个题目，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，解剖了几千次，装在试管里，化验了几千次。”“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，总该有十万人。这十万留学生，对‘日本’这个题目，又有什么样的研究？”

这样的警醒，到今天仍有意义。我们不要因为和平久了就放松警惕，就在2015年国庆节前夕，中国外交部证实，有日本间谍在辽宁和浙江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。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对这类事情泰然处之！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路上，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日本。世界各地，有无数双眼睛时时刻刻紧盯我们，以史为鉴，我们不能再吃以往吃过的亏。

战场上的家书

1941年底，日军重兵进攻长沙，扬言要在长沙度过1942年元旦。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。第41师121团排长褚定侯领命，驻守浏阳河北岸。

褚定侯毕业于黄埔军校二分校，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了军令部，他向上级提出，读军校就是为了上阵杀敌，要求编入一线部队。不久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，仅仅两个月后，他迎来了第三次长沙会战。

坚守阵地等待日军的前夕，褚定侯给兄长写了一封信，读来令人悲痛难当。信中说：

“浩兄，昨日下午，师长亲自到弟阵地中侦查地形，命弟死守此处，与阵地共存亡。敌人已达汨罗江，计程三四日后能到此。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，决不让敌渡过浏阳河南岸来。敌此次不来则已，一来则拼一拼。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，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。古云：‘古来征战几人回’，并请告双亲勿悲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然弟一切自知自爱，务祈兄勿念。即请冬好。”

这封家书写于12月27日，不久之后，日军进犯，褚定侯率部昼夜血战，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！

1942年1月1日深夜，负责防守长沙南郊的预10师师长方先觉，在战斗间隙留下一份遗嘱。

“蕴华吾妻：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，任务重大，长沙的得失，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。我身为军人，守土有责，设若战死，你和五子的生活，政府自有照顾。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，好好做人，继我遗志，报效党国，则我含笑九泉矣！希吾妻勿悲。”

方师长只是一个代表，那天，长沙官兵共写了1500封家书，留给家人。哀兵必胜，1月中旬，第三次长沙会战告终，中国人胜了！日军伤亡56000多人，被俘139人。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，二战盟国在亚洲战区的唯一胜利，也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盟军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。

1942年“五月大扫荡”中，左权率部突围，由于后勤部门对形势估计不足，几千人被困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。

日军从四面合围，步步紧逼，左权命令作战科长和警卫连长，把彭德怀总司令转移至安全地带，自己坚持指挥突围。在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，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，左权将军壮烈牺牲，时年37岁！

不久之后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刘志兰怀念丈夫的文章《为了永恒的记忆——写给权》，情深意浓，令人潸然泪下。

文中写道：“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，但我不愿去相信。自然也怀着这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，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。……或许是重伤的归来，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，我将尽力看护你，以你的残缺为光荣……在任何困难之下，咬着牙齿渡过去。有一点失望和动摇都不配做你的妻子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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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“致战友，看最近之情况，敌人或要来碰一下钉子，只要敌来犯，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。国家到了如此地步，除我等为其死，毫无其他办法。更相信只要我等本此决心，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，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。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，海不清，石不烂，决不半点改变，愿与诸弟共勉之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 《抗战家书：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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